📄 Read the full ICONnect article (here)

引言

2025 年 10 月 27 日，《岑子杰案》兩年暫緩宣告屆滿 —— 終審法院要求建立的同性伴侶關係替代框架依然零進度。

《基本法》第 4、39 條及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 14 條所規定之積極保障人權義務，在行政與立法共同不作為下形同闕如。

在《國安法》時代，此案直指香港憲政核心：

終院裁決究竟仍具憲政效力，抑或已遭架空？

本文指出：暫緩宣告並非象徵，而是具強制效力的復原性救濟。所謂「無後果論」，即使在英國的建議性宣告或加拿大的有限監督框架下亦難成立，更何況在香港，憲制明文要求三權積極落實權利。

《岑子杰案》要求建立法律認可的全新框架，構成前所未有的挑戰。終院在《基本法》下負有憲制責任，必須審視行政與立法是否履行積極義務，不得任由違憲無限期拖延。

在政府壟斷資訊、輿論噤聲的情況下，獨立法庭之友（amicus curiae）的介入，理論上可依普通法傳統作為制度補強，突破資訊封鎖，協助屆滿後監督，並在憲政層面守護司法獨立與法治原則；然而在香港的政治與司法現實下，此一普通法傳統路徑幾無落實可能，令本案之憲制監督更顯艱鉅。

一、終院裁決被架空：香港憲制岌岌可危

2025 年 10 月 27 日，《岑子杰案》兩年暫緩期正式屆滿，同性伴侶關係替代框架依然原地踏步 —— 權益落實一拖再拖，直指憲制死穴：限期已過，司法救濟是否仍具憲制效力？

《基本法》第 4、39 條明訂三權肩負積極保障人權的憲制義務，第 82 條確立終院裁決之終局性；因此落實救濟非「政策選項」，而是憲制命令。

2020 年後，政治氛圍急遽惡化；2021 年選舉制度重塑，行政與立法高度同軌，人權議題幾近絕響。

2025 年 7 月，政府為回應終院裁決提交《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》，惟於 9 月遭立法會大比數否決。政府隨即以「尊重立法會」為由裹足不前。

終院當初沿用普通法慣例作出暫緩宣告，給予兩年寬限；如今限期屆滿，行政與立法卻齊齊止步，公然將憲制秩序的核心問題推到檯面：

終院裁決會否就此被架空？其終局性尚餘幾許？

答案明顯不過：暫緩宣告的效力，正是在屆滿一刻方真正啟動。

《岑子杰案》將驗證 —— 暫緩令屆滿後是否仍具憲制效力，或徹底淪為空文。

二、《岑子杰案》：積極義務、暫緩宣告與屆滿監督

訴訟始於 2020 年，挑戰政府拒絕承認海外同性婚姻。上訴提出三項主張：

1.  同性婚姻本身屬憲法權利；

2.  如缺乏任何法律承認的同性伴侶關係替代框架，即構成侵犯人權；

3.  不承認海外同性婚姻即構成侵犯人權。

2023 年 9 月 5 日，終院一致否決（1）、（3），但以 3:2 接納（2）：政府在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 14 條所保障的家庭及個人私隱權上確負「積極義務」，完全欠缺法律認可效力的替代框架即屬違憲，並暫緩宣告兩年以便補救。

多數意見奠基於兩大法理：

•        歐洲人權法院《公約》第 8 條：保障家庭生活須積極作為，光是「不干預」並不足夠；

•        《梁國雄案》確立「合理及適當措施」原則：政府須採取實質行動保障人權。

補充判決進一步釐清：

•        任何一方可就「執行或不遵行」直接向終院申請相應濟助（liberty to apply）；

•        政府如提供充分理由，可申請延長。

三、駁斥「無後果論」：積極義務與憲制問責

草案被否決並臨近暫緩期屆滿，本應依法加速推動重新立法；政府卻未申請延期（HKFP 9.12），反而表示正考慮行政方案（HKFP 10.30），而非終院要求的立法補救。

有評論指：法院未具體交代屆滿後如何處理，因此除行政措施或其他宣告性濟助外，違憲宣告「無強制後果」（HKFP；Verfassungsblog 9.9）。

這種說法誤把香港視作英國式「建議性宣告」。然而回歸後的香港實行《基本法》，並非議會至上體制。。終院判決在屆滿前不言後果，是司法克制避免預判，並非默許免責。一旦正式宣告違憲，便具終局效力，而非意見參考。

憲制責任三階段

「申請自由」直接推翻「無後果論」

補充判決明言：任何一方可就「本命令的執行或不遵守」直接向終院申請相應濟助（liberty to apply）。換言之，屆滿後的監督權早已既定，且正是為處理不遵行情況而設。

所謂的「無後果論」，因此在法理與制度設計上根本站不住腳。

四、復原性救濟命令的運作：本地判例與問責途徑

暫緩宣告若非虛設，必須從憲制層面落實至法律層面 —— 以復原性救濟命令形式運作。

操作類比（四種法律機制、一個原理）

共通原理：逾期不修補，即觸發屆滿後濟助或後續問責。

本地判例的兩條路

•        《梁國雄案》：終院直接刪除違憲字眼；因未新增條例內容，裁決不涉越權，得以即時生效，毋須暫緩。

•        《W 訴婚姻登記官案》：法院「讀入」修補歧視條文，為尊重立法優先，暫緩 12 個月讓立法會修例。草案未通過後，讀入條文於屆滿起自動生效，以兼顧積極義務。須特別指出，政府後來的行政措施，乃依據該讀入條文的法律效力，而非行政可取代立法。

《岑子杰案》：屆滿後監督是必要條件

本案關鍵差異在於：須從零制定法律認可的替代框架，不能靠刪字或讀入代替，亦無法設立自動生效後備機制。故屆滿後必須持續監督。可用工具包括：

•        監督令（supervisory orders）：設定時限，要求政府提交進度匯報；

•        強制令（mandamus）：促使行政長官依《基本法》第 48、50、52(3) 條解決立法僵局。

同時，刪除或讀入等釋法手段可作暫行局部救濟，但不能取代立法。

持續違憲的後果

若政府在屆滿後仍明知故犯、持續違憲侵犯人權，可能涉及刑責：

•        藐視法庭：維護第 82 條的終局性與法院權威；

•      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（MIPO）：若行為嚴重損害公眾信任、破壞合法管治，或構成刑責（見《曾蔭權案》原則）。

總結

暫緩宣告若無屆滿後監督，違憲不僅會延續，更會被制度化。

五、比較法視野：屆滿後監督的國際實例

比較法經驗顯示：暫緩宣告不是象徵，而是屆滿後啟動監督的制度設計。

1.  加拿大：消極義務亦須監督

在 Doucet‑Boudreau（2003） 中，加拿大最高法院強調救濟必須「有效」且「可落實」。因此法院要求政府定期匯報並保留管轄。相比之下，香港更強的積極義務豈非更不容置之不理？

2.  南非：一年期限促成立法

Fourie（2005） 判決給予一年暫緩並警告：屆滿若仍未立法，法院即讀入同性婚姻。國會遂在期限前完成立法。此例表明：屆滿後監督與後備方案是推動立法的關鍵。

2. 南非：一年期限促成立法

南非與香港一樣，憲制上有積極義務保障人權，但婚姻概念較香港《基本法》之限制寬鬆。Fourie（2005）判決給予一年暫緩，並明言：屆滿若仍未立法，法院可直接讀入修訂婚姻法，使其性別中立。國會遂在限期內通過《民事結合法》（Civil Union Act 2006），以立法方式回應裁決。此例表明：明確的屆滿後監督及後備方案，能迫使立法機關履行憲制責任。

3.  英國：議會至上亦有時限壓力

即使在英國議會至上體制，Nicklinson（參 Miller [2017] UKSC 5）案中，法院仍以程序性時限向行政與議會施加壓力，避免拖延。

4.  香港層次更高：積極義務 + 終局性

香港的憲制基礎更明確：

•        《基本法》第 4 條要求三權「依法保障」權利，此積極義務源自《中英聯合聲明》附件一，承諾五十年不變；

•        此義務與《人權法案》第 14 條交織，要求採取「合理及適當措施」保障家庭及私人生活；

•        本案須重新立法，無法以技術修補或行政措施取代。

因此在香港 —— 尤其本案：

•        屆滿後監督屬憲制必然；

•        暫緩宣告在屆滿後的拘束力比多數普通法司法區更強；

•        終院須確保行政長官行使《基本法》賦權，推動立法回到合憲軌道

總結

比較法一再證明：屆滿後監督是普遍原理；而在香港，更是無可迴避的憲制責任。

六、展望未來：屆滿後監督與法庭之友的憲制功能

A. 屆滿後的監督與問責工具

當違憲狀態持續，法院須依《基本法》第 4 條及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 14 條啟動必要監督，並可視情況相稱地採用：

• 藐視法庭（Contempt）：用以制裁公然違憲並防止干擾司法公正，維護《基本法》第 82 條的終局性，屬刑事性質；

•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（MIPO）：可由私人申請檢控；若涉政府行為，律政司須迴避，而只要案件具法律基礎且可公正審理，法院須批予許可，尤其在行為嚴重削弱合法管治或破壞公眾信任時。

兩者共同目的在於：確保終院裁決不因行政或立法不作為而被架空。

B. 相稱監督框架：確保合憲落實

香港的憲制架構要求法院不止宣告違憲，更須監督修補是否落實。在不干預立法會表決的前提下，法院可依情況逐層採取監督措施：

•        若理由不足 → 要求行政提出合理解釋；

•        若仍不履行 → 設定期限或要求進度報告；

•        若已屬明知故犯 → 採取藐視或行為失當等問責途徑。

這構成一套相稱監督框架：隨情況調高力度，確保合憲落實，使暫緩宣告在屆滿後仍具實質效力，而不致淪為憲制空文。

1. 相稱監督框架與問責工具：確保合憲落實

當違憲狀態持續，法院須依《基本法》第 4 條及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 14 條啟動必要監督。在不干預立法會表決的前提下，法院可依情況相稱地採取監督與問責措施：

• 若理由不足 → 要求行政提出合理解釋；

• 若仍不履行 → 設定期限或要求進度報告；

• 若已屬明知故犯 → 採取問責途徑，包括：

 — 藐視法庭（Contempt）：維護《基本法》第 82 條之終局性，並屬刑事性質；

 —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（MIPO）：可由私人申請檢控；涉政府行為時律政司須迴避，只要具法律基礎且可公正審理，法院便須批予許可。

此一相稱監督框架確保：法院可隨違憲嚴重程度逐步擴大監督力度，使暫緩宣告在屆滿後仍具實質效力，而不致淪為憲制空文。

B. 法庭之友：突破資訊壟斷與輿論噤聲

然而，監督必須建立在充分資訊之上。屆滿後監督的最大風險並非法院權力不足，而是行政壟斷資訊，使審查失去根基。當政府掌握所有數據與政策理由，而法院僅憑官方陳述，即陷於「資訊真空」。在《國安法》時代的寒蟬效應下，輿論噤聲更使違憲狀態在沉默中延續。

因此，司法監督需要外部視野與獨立資訊來源。法庭之友（amicus curiae）源自普通法傳統，在英國及其他司法管轄區廣為採用。理論上，它能：

• 打破資訊壟斷；

• 檢驗官方說法；

• 抵消寒蟬效應；

• 引入比較法與專業視角。

香港雖承認此制度地位，過往僅極少數案件採用；在當前政治與司法現實下，尤其本案涉及高度政治敏感性，使其幾無落實可能。於是，這種在其他司法區被視為民主保障的機制，在本地只能望洋興嘆；違憲狀態因而難以平復，憲政秩序與法治亦難以真正獲得捍衞。

結語：暫緩屆滿後，香港站在憲制分水嶺

暫緩期已然屆滿，香港正面臨關鍵抉擇：

終審裁決究竟仍能真正拘束政治部門，抑或在行政不作為與資訊不透明下淪為形式？

《基本法》第 4、39、82 條及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 14 條的答案明確：違憲裁決必須落實，而非停留在判詞之中。比較法經驗同樣表明：暫緩宣告唯有在屆滿後仍具可執行性，方有合法性與可信度。

而在香港的法治語境下：

•        《基本法》規定三權負有明文積極義務，使屆滿後監督不是司法酌情，而是憲制必然；

•        權利不會自動落實，缺乏問責只會在政治沉默中被侵蝕。

兩年寬限既已畫上句號，違憲仍赤裸裸地有目共睹，昭告天下。此刻，終院肩負的，是無可迴避的憲制責任：

•        核實行政是否真正履行其積極義務；

•        必要時依法促使立法回到合憲軌道；

•        持續不遵行時，按憲制架構升級監督。

理論上，法庭之友可協助法院穿透資訊封鎖，使監督建立於完整事實之上；然而在香港的政治與司法現實下，此途徑幾無落實可能。

最終抉擇既簡單又深遠：

終局裁決會否真正繼續生效，抑或退化為象徵？

暫緩宣告能否在屆滿後獲得落實，將是香港憲政存亡的分水嶺，歷史自會作出最後宣告。